牯嶺街少年小明睡了嗎

這是一個灰色的年代。大街上坦克與公交車交錯駛過，各地的方言充斥著整個不大的島嶼，臺南客與外省人的矛盾劍拔弩張。父輩們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小心而迷惘的茍活著，卻想用軍事化的秩序來管理更加不安而躁動的下一代。于是一群整日打架抽煙、削榔泡Miss的幫派分子，用這種反抗的姿態來掩飾對未來的恐懼。而這個被夾在各個派系間的少年，卻在黑夜中打開手電，選擇用自己的信念來探知這片黑暗，最終他尋找到的，是一個更明亮的夏日，還是永劫不復的深淵，
這個從片場偷來的手電是整部電影中最重要的道具。巨大的手電拿在高挑纖細的小四手中看上去十分的不協調，象征著年僅14歲的小四不得不獨自去面對人生中艱巨的未知。而這個手電所照亮的畫面，也正是對小四成長過程一幕幕的記錄：朋友的臉、敵人的臉、狹小壁櫥中寫下的日記、第一次和小明約會的片場、被仇殺的217老大與女友的生離死別……沉默寡認死理的小四，只會用自己的眼睛去認知這個世界，而他最后把手電放回片場導演桌上的那一刻，就是他的世界觀定型的一刻：他要反抗，他要改變這個世界

這部拍自1991年的片子，很早期在萌芽上第一次聽到的名字。當時只是覺得名字有個性。
開始更多的接觸電影后，不斷地看到這個名字。楊德昌張震。在某種程度上，它于我就像你喜歡時尚就一定要知道香奈兒熱愛建筑就一定要去過迪拜。雖說有點絕對。而今天終于看完。
當然必須說，那是時代的產物。說到政治的話。記得在汪狗的聚會中有人說過“。。就可以反攻大陸了。。”。這是多么不和諧。后面張爸爸被政治調查的時候，忽的想起霸王別姬里的文革調查。然后覺得氣憤。那種形式那些壓迫，最終只會將人逼瘋吧。就像蝶衣啼笑皆非的控訴和張父半夜驚醒說有小偷的神經質。
臺灣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小馬從閣樓找到的日本軍刀，阿貓在閣樓找出的日本女人自殺用的匕首，媽媽說道“和日本打了八年，現在卻聽日本歌，住日本房子。”她才是道破了那世道吧。美國人送的錄音機和張爸爸的多年前在上海買的收音機。木屐的隨處塔塔聲。豆沙饅頭的叫賣聲。來自上海山東四川的各地方音。Honey回來后對那誰用臺語說的在臺北卻不能講臺語，那該是多么憋屈。

道德的虛脫

與前面三部電影中現代生活的斑斕相比，《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留在我腦海里的是一片陰影，一片保守與封閉時代的斑駁陰影。這些陰影既像是100W電燈泡的微弱照明無法澄明的角落，又像是手電筒在閃回中，留下的一大段一大段的黑暗空間。
在籌劃《牯嶺街》拍攝的時候，楊德昌建立了自己的電影工作室，而這間工作室的一個典型標志就是100W的電燈泡。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隱喻，隱喻楊德昌對于光明的疑惑和不滿。
有的人認為，楊德昌運用燈光明滅不定、內外陰暗不明的各個場景是在與他的敘事年代相對照，我并不贊成這種觀點，因為在《麻將》與《獨立時代》這一些反映當下生存的作品當中，我也無法看到一種明亮。因此，我認為，灰暗是楊德昌對于倫理痛苦的一貫性表達。
無論是對于家庭倫理、社會倫理，還是個人倫理，清醒的思想意識和昏暗的倫理現實，使倫理在楊德昌那里不具備美好而光明的一面，社會當中他人施予的壓抑，家庭中夫妻制造的壓抑，面對自我釋放自我約束而形成的壓抑，無所不在

四個小時，這是我看過最長的一部電影。
它就這樣毫無痕跡地承載了好多人的一生，同時血淋淋地在我心上刻下一個少年被黑暗侵蝕從而緩緩腐爛的全過程。看完到現在的兩個小時，我被釘在原地動彈不得。仿佛腳邊輕狂少年們的尸體尚有余溫，那把短刀仍反反復復、不偏不倚地扎進少女的身體，也扎進我的靈魂。
我開始審視我自己，已成青年的我自己。神奇的是，電影中的很多人物，換了名字和面貌，在我的少年階段中出現過。欺軟怕硬的小人、囂張跋扈的老師、愛而不得的女孩還有勢單力孤但堅定站在我身邊的死黨。但是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極致劇情片 青春是一種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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